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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只靠塑像紀念文化名人
文化名人確實更值得我們紀念，但不必特地以塑像和安放骨灰的形式來進行尤其是在地壇這一重要而特殊的地點。
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中國自古就有祭祀的傳統(tǒng)，其中以祭天地日月南北四方最受重視。人們對于自然萬物的崇拜與皇權(quán)緊密結(jié)合在一起，逐漸成為帝制時代的一種重要的行為、制度與傳統(tǒng)。始建于明代嘉靖九年（1530年）的北京地壇，就是一座明清兩朝祭祀“皇地祇神”的場所，現(xiàn)在也成為了一座接待萬千游人的著名公園。
在這樣的場地安放一位當代作家的骨灰、為之塑像，顯然是不妥的，這不僅關(guān)乎史鐵生家人和讀者的想法，也關(guān)系到文物保護、園林規(guī)劃、文學(xué)創(chuàng)作與文化批評和城市規(guī)劃與建設(shè)間關(guān)系等方面的議題。而且，如果這樣的提議獲準通過，勢必會引來一大批人關(guān)于要在公共空間建放名人雕像的要求，而所謂“名人”的確立標準又本來就不明確：為什么地壇能安放一位作家的骨灰，故宮就不能塑幾位文物學(xué)者的雕像呢？
對于文化的尊重，我們完全無需類似的簡單紀念方式來完成。作家是靠作品來說話的，沒有作品也就不成其為作家；真正懂得一個作家的讀者，只會在他的作品當中尋找他、理解他、紀念他，根本沒有必要對著一個新塑的偶像去觀摩崇拜。那些呼吁地壇“接收”史鐵生的讀者們，顯然也沒有深刻地讀懂史鐵生的文字，在《我與地壇》的末尾，史鐵生寫道：“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將一個歌舞煉為永恒。這欲望有怎樣一個人間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計。”正是文字中的荒涼感與虛無感成就了史鐵生與地壇的情緣，就算史鐵生自己，也恐怕絕對不會在乎身后是否會被安葬于此的。
根據(jù)媒體的報道，史鐵生的家人似乎對其骨灰是否能安葬在地壇有著矛盾的心情。史鐵生遺孀陳希米表示對丈夫安葬一事并未過多過問與管理，曾想過在北京西北方向的一個有山有水有樹的地方安葬他，但考慮到地方太偏僻了，就沒有繼續(xù)辦。在近日出版的《讓“死”活下去》中，陳希米則這樣述說：“一個念頭又一次油然升起：我想把你的骨灰埋在地壇。沒有碑，也沒有墓志銘，沒有痕跡，也不要什么人知道。……不，我們說好的，我們不要墓地。你說過的，只要想到你，無論在何處，就都是你的墓地，你就在那兒，在每一處，在我們想你的地方。”逝者已矣，家人心情如斯，十分可以理解。
在提倡薄葬的現(xiàn)代文明社會，我們當然主張紀念逝者不必拘泥形式，對文化名人更是如此。佛教領(lǐng)袖、學(xué)者趙樸初先生在自己九十高齡之時，曾寫過一件遺囑，后附一偈：“生固欣然，死亦無憾。花落還開，水流不斷。我兮何有，誰歟安息。明月清風，不勞尋覓。”這種超越了生死、聚散、成敗、榮辱的生命觀才是更加值得我們體悟和紀念的，讀書人、文化人，應(yīng)該具備這樣的理解力。
